加强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

当今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巨大变革时期。它主要表现为“三重转变”，即人类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世界经济形态由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社会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生态环境建设是关系到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推进“三重转变”的根本措施。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深入研究跨世纪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地解决21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生态危机和非持续发展经济问题，使之转移到可持续发展的运行轨道上来，把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真正建立起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的基本任务。

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是生态“赤字”增加，生态资本存量下降。它突出表现在八个方面：水土流失面积增加；荒漠化面积扩展；草原退化、沙化、碱化加剧；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酸雨面积扩大；水污染严重，水环境恶化，水污染加剧水资源的短缺；人地矛盾日趋尖锐；江河湖泊生态系统失调；自然生态灾害率提高，程度加深，损失加重。生态危机比经济危机更可怕，生态“赤字”比财政赤字更具有危害性。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工业化时期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工业化迅速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阶段，使生态危机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危险。据世界银行1998年测算，我国仅水、大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达540亿美元，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8％；水土流失每年平均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以上；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40亿元；每年因缺水影响工业产值高达2300亿元；每年自然生态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占全球自然生态灾害总损失的1／4等。跨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建设滞后的不协调，使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加深，其负效应直接损害着21世纪我国发展的生态基础。因此，生态与经济的极不协调已成为跨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生态环境已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

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是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生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我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之为“生态环境外因论”。“战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运行方向及其发展趋势。对此，我提出了“生态环境内因论”，即健全的生态条件和优良的环境质量是直接作为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为现代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就应该包括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之中。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现代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本身，而且取决于与此相联系的重要的非经济因素相互适应与相互协调，并出现经济的外部因素内部化的发展格局，即影响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转化为它的内在因素，形成了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或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有机结合与高度融合的新趋势。这集中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环境由影响我国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外在的”因素转化为其“内在的”因素。例如水短缺与水污染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制约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构成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紧迫的、重大的战略问题。

把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放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

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是实现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经济工作长期以来有个理论总是没有搞清楚，即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长并不只是人类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并不只是经济的循环，经济的再生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带来的，而是从经济循环和生态循环两种循环当中所得到的。所以，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两种循环理论的认识基础上，即生态良性循环和经济良性循环有机统一的扎实的理论观点上。我们把这个理论观点纳入可持续发展领域，就能正确解决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关系。江泽民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注意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因此，从经济发展是否坚持以生态良性循环为基础的角度来讲，经济发展确实存在既有可持续性，也有不可持续性的两种状态。我们坚持并发挥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是内在统一的；我们破坏并牺牲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作用，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是内在矛盾的，这时经济发展难以保持可持续性。因此，把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放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就一定能使它的可持续性得到保证，从而实现21世纪我国经济在生态与经济两个良性循环中健康的和可持续发展。

保护自然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是21世纪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任务

早在90年代初期，有的学者就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入21世纪，保护生产力将成热话题，只有保护生产力，才能发展生产力。那么，解放、发展、保护三者的关系如何呢？我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该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或者说经济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协调发展。因此，保护自然生产，发展生态生产力，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

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代价和现代人类的反思，使大家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必须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人类历史发展进入21世纪，在解放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自然生产力，这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根本的最突出的任务之一。只有保护自然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才能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发达的现代生产力。

因此，在21世纪，发展现代生产力，只有全力抓住和认真解决生态经济这个主要矛盾，缓解生态危机，保护自然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才能把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这是21世纪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任务。

创立以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为中心内容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大量论述涉及到自然再生产或环境再生产的问题，这些论述都可直接和物质资料再生产、人类生命的再生产有机相联，形成“三种生产”的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从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一些生态经济学者提出和阐述“三种生产理论是环境的再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相互适应理论”和“四种生产理论是人口、物质、精神和生态再生产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的理论”。就其理论渊源的角度来说，就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三种再生产理论。